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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年阿奎那著巴黎版《神学大全》在这三种思维方式中,中世纪

简介: / 1864年阿奎那著巴黎版《神学大全》在这三种思维方式中,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思维范式虽然将信仰与理性视为“上下关系”,但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综合。

信仰与理性,相互、共生共存,但从未真正地合而为一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由来已久,错综复杂。

基督教神学家汉斯·昆认为,信仰与理性的和,上可追溯至基督教信仰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另一位神学家潘能伯格更进一步指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基督教神学家,其根源就在于整个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和。

/ 《苏格拉底之死》体现了古希腊人对理性和真理的信仰尽管这两种传统经过长达千年的共生共存,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它们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古希腊—罗马传统在哲学、、艺术等方面影响了西方文明,而希伯来传统则成为西方文明的信仰之源。

不仅如此,史密斯还认为,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爱智”传统(一种对智慧的充满渴求、压倒一切的爱慕)即“理性主义—理念主义—人文主义”(rationalist-idealist-humanist)也是人类宗教传统的一个分支。

然而,史密斯却提醒人们,如果能够超越现代宗教概念的影响,返璞归真回到代表宗教本真的信仰上,就不难认识到:判断“爱智”传统是否也是一种宗教传统,关键不在于它与世界各大宗教传统有何类似之处,而在于它对那些将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而言意义何在。

在西方文化史上,从古希腊传承下来的人文主义、理念主义、形而上学以及理性观念等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流传,绵延不绝。

正是在此意义上,史密斯才断言:“人文主义其实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而非某种教条”,而“爱智”当然就是一种宗教传统了。

理性在古希腊人眼中的意义理性是人类和神圣维度的中介更有些惊世骇俗的是,在很多人还将信仰与理性视为水火不容的两极的时候,史密斯竟然宣称:理性也是一种信仰。

具体而言,理性曾是古希腊人的信仰。

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正义”(righteousness)是最常见的象征。

因此,正义就成为超越者与人之间的中介以及超越者与人类相遇的场所。

在基督教中,超越者与人之间的中介就是基督耶稣。

不仅人在借助“神”这个象征来认识超越者,同时超越者也在借这个象征启示自己,史密斯说道:“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神”(God)这个词一直作为某种圣物而存在;如果用神学的语言讲,可以说,是神利用了神这个观念以便进入人类的生活。

在局外人眼中,理性可能仅仅是一种非形而上的属人之物,而对希腊人来说,理性却意味着一种超越的秩序。

史密斯说道:“此处,理性被视为宇宙的终极法则,也是人类最重要和最高的法则。

”这不仅意味着真理(Truth)将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而且意味着理性将成为社会的组成方式。

在社会层面上,人与人之间需要靠理性来联系在一起,而对个人而言,道德就是合乎理性的行为。

世人熟知的那句名言“人是理性的动物”其实是说,就本性而言,人是一种参与宇宙的超越秩序的生物。

信仰和理性的两种关系模式上下关系和平行关系通过说明“爱智”也是一种宗教传统,史密斯旨在揭示西方的两大传统,即“犹太-基督教传统”与“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实质是“对上帝的信仰”与“对理性的信仰”的关系。

或者说,是通过希伯来传统表达的信仰与通过希腊传统表达的信仰之间的关系。

史密斯借此机会打破了近代以来始终将信仰与理性视为敌对两极的僵局。

汉斯·昆曾将历史上思考信仰与理性关系的方式归纳为以下三种: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思维范式、近代启蒙神学思维范式、现代危机神学思维范式。

近代启蒙神学思维范式是在近代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主义、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出现的,其特点是将理性视为信仰的对立面。

现代危机神学思维范式以卡尔·巴特的新正统神学为代表,旨在重新肯定信仰,故强调信仰是理性的对立面。

/ 1864年阿奎那著巴黎版《神学大全》在这三种思维方式中,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思维范式虽然将信仰与理性视为“上下关系”,但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综合。

而近代启蒙神学思维范式和现代危机神学思维范式虽将信仰与理性视为“并列关系”,但实际上却使两者陷入了对立与紧张,不是用理性否定信仰,就是以信仰否定理性。

信仰与理性的对立演变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痼疾,正如史密斯所说:“一个缺少信仰的社会和一个缺乏理性的教会都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如何处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紧迫而棘手的问题。

归纳起来,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不外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上下关系,二是平行关系。

应对信仰和理性之的两种策略信仰主义和反智主义在宗教领域,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往往以信仰与信念的关系而出现。

当现代社会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信仰与理性的混淆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些应对之策。

在此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种尝试:一个是“信仰主义”,它强调信仰包括信念,但超出信念。

另一个则是“反智主义”,即认为信仰与理性全然无关。

史密斯认为,信仰主义其实是对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相信”观念的纵容与滥用。

而在史密斯看来,信仰主义既曲解了前现代时期的基督教信仰,又曲解了当代基督徒的信仰。

它企图绕过棘手的信仰与信念之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问题,史密斯将之称为“反智主义”。

由于“反智主义”拒绝承认信念是信仰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也无法正确认识到,信念仅仅体现了宗教生活的理性维度。

这个途径的积极之处在于,它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将现代意义上的信念当做信仰生活的主要内容,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武断地认定,除了信念以外,超越者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理性联系了,并因此无视甚至拒绝承认信仰还可以有其他理性表达形式。

尽管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以往将信念等同于信仰的做法,保全了信仰的整全性,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们一方面坚持信仰与信念有所区别,而另一方面却仍保留了信念与信仰之间的消极联系。

信仰与理性的相互成全关系信仰需要理性进行表达,理性需要信仰维系与超越者的关系既然信仰主义与反智主义都带有明显缺陷,那么,史密斯自己是如何处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

笔者将史密斯对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论点概括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相互成全”。

对信仰而言,所有的宗教形式至多也只能算是次级的——就像信仰自己源于、次于、归于超越的实在和最终的真理一样。

”就此而言,史密斯似乎回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老路上,继续维系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上下关系”。

不过,先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先耐心看看密斯从另一个角度对信仰与理性关系的分析。

另一方面,史密斯再三强调理性也不是信仰的附属物,他说:“除了超越的实在与真理以外,理性也不从属于以任何形式被构想的信仰或者其他任何事物。

如果将某个特定信念奉为绝对真理,无疑贬损了理性回应无限真理所必需的开放与活力。

由于在史密斯看来,真理就代表了超越之维,而超越者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始终都是超越的,始终超出人的理性之外。

因此,无论人的认识能力将获得如何巨大的进步,超越者始终是人无法“超越”的更高存在。

受限的理性会将人的视域牢牢限制在教义划定的狭隘圈子内,从而扼杀人类那与生俱来的信仰。

简言之,具体的理性无法涵盖总体的信仰,个别的信仰又不能等同于总体的理性。

信仰需要理性进行表达,而理性需要信仰维系与超越者的关系,这就为它们之间的相互成全了可能。

那么,具体的理性与个别的信仰又是何种关系呢?

信念既是受限的理性,同时也是信仰的表达。

总体的信仰与总体的理性虽然同样都是人的天性与能力,但在现实中却无处可觅,唯有在它们所对应的超越者与真理身上才能找到,而超越的实在与真理正是超越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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